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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是中国三线建设史的缩影
2017-05-20 08:39:32 来源: 作者: 【 】 浏览:677次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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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是中国三线建设史的缩影

  背景链接·三线建设

  1964年至1980年,为了“备战备荒”,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部署在我国中西部地区13个省、自治区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简称“三线建设”。

  三线出自毛主席的战略构想,他把全国由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三类地区,分别称为一线、二线和三线。

  其中划定的三线范围是指长城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腹地,包括川、滇、黔、陕、甘、宁、青、晋、豫、鄂、湘、粤、桂等13个省、自治区的全部或部分地区。这一地区位于我国的纵深腹地,在当时要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是较理想的战略后方。

  三线建设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2052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共安排建设项目1100个。其决策之快、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乃至整个世界工业建设史上堪称奇迹,对我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工业布局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为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攀枝花是“毛主席最关心的地方”

  三线建设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学术界把这段历史的上线定格在1964年。为什么这样确定?1964年8月2日夜里,在北部湾,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8月4日,海战进一步扩大,美国派出第七舰队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战火燃到了中国的南部边界。毛泽东紧张地关注着战争的态势。6日清晨6点,他决定取消此前早已确定的考察黄河沿岸的计划,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作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和激情澎湃、气势磅礴的诗人,作为共和国最高决策层和最终决策者,毛泽东立即从黄河考察的革命浪漫中回归到了“备战备荒”、“保家卫国”的思想轨道,新生的共和国将再一次面临严峻挑战和考验。一个刚刚挺直脊梁的大国又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怎么办?

  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能迅速展开并非偶然。据2013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毛泽东年谱》记载,早在1964年的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对三线建设注意不够,一个是对基础工业注意不够。毛泽东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当罗瑞卿讲到总参谋部担心密云、官厅水库的泄洪量太小时,毛泽东说: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这直接说明,毛主席直接把三线建设的主战场摆在了攀枝花。

  毛主席对攀枝花的开发建设给予了极大关注。他把攀枝花开发建设提到了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战略高度,特别重视,反复强调,明确指出:“……原子弹时代,没有后方不行。搞攀枝花,第三个五年不一定全建成,打个基础,战略布局才展得开。为了搞攀枝花,就要搞煤、铁路、电、机械,其他工业也跟着上。不搞第三线,总是在沿海现有基地中转,就展不开。”他还指出:“我们的工业建设,要有纵深配置。把攀枝花钢铁厂建起来,建不起来,我睡不好觉。”“建设攀枝花,要有紧迫感。这是和帝国主义争时间的问题。”“建不建攀枝花,不是钢铁厂问题,是战略问题。”这些讲话都表明,毛主席对开发建设攀枝花下了最大的决心。

  1964年5月10日,毛主席在听取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再次提出:“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好觉。”当年6月,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又强调指出:“搞一、二、三线,打起仗来准备打烂。要有第三线,要搞快些,但不要潦草。”当年8月,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攀枝花是战略问题,不是钢铁问题。现在抓是抓了,但要抓紧,要估计到最困难的情况,要有备无患。”“现在再不建设第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不下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当年9月,毛主席在杭州谈到修建西南铁路时又一次说:“不搞攀枝花,这是没有道理的。不是早知道攀枝花有矿嘛,为什么不搞?!你们不去安排,我要骑着毛驴下西昌。如果说没有投资,可以把我的稿费拿出来。”

  当攀枝花钢铁项目决策出台后,围绕攀枝花钢铁厂选址问题发生了较大分歧。当时中央工作组先后考察了18个选点,最后集中到3个点上,其中主要为攀枝花弄弄坪、乐山太平场两个方案之争。当时毛主席分析指出:“乐山地面虽宽,但无煤无铁,如何搞钢铁?主张乐山方案的是怕土石方量大。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我们抗美援朝能打赢,就是靠打洞子。”“攀枝花有铁有煤,为什么不在那里建厂?钉子就钉在攀枝花!”毛主席肯定了首选弄弄坪建厂的合理性,还说下次的中央会议准备在攀枝花召开。由于毛主席的肯定,弄弄坪建厂终于得到确定。毛主席这番话明显含有批评意味。在最初攀枝花钢铁基地的选址问题上,毛主席的倾向性意见一锤定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一位领袖对国家存亡的焦虑决定了弹丸之地——攀枝花在我国三线建设坐标中的地位和作用。攀枝花由此脱颖而出,世界瞩目。

 攀枝花是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

  1999年7月,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线建设铸丰碑》一书中,原四川省计经委主任、省政协副主席辛文在《三线建设与四川产业基础的形成》的专题文章中写道:三线建设1965年——1978年,从投入方面来看,国家财政对四川投入资金量380亿元,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投入量,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从项目方面来说,300多个,建设和建成的国有企业中,包括了军工、冶金、机械、电子、原煤、建材、天然气、化工、医药、核工业、航空、航天、导弹发射基地、铁路等行业和产业。攀枝花钢铁基地是整个三线建设的重点和核心,没有三线建设也就没有攀枝花这个工业基地,更谈不上有攀枝花市在中国地图上的出现。我多次去过攀枝花,目睹山城率先崛起带动了西南三线建设,使四川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工业基地和生产的主力军。

  三线建设涉及西南三线、西北三线和中南三线,其重点在四川、贵州、云南等西南三线地区,项目投资占全国三线建设的三分之一,其中四川占全国四分之一。攀枝花以其丰富的资源,近矿、近煤、近水、近林及炼钢炼铁各种辅助原料齐备的全面优势,且地处内陆腹地,地势隐蔽,地形险要,是建立战略后方基地的理想场所,十分符合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布局原则,由此成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

  从当时中央高层对攀枝花的定位和重视程度看,毛主席对攀枝花的开发建设给予了最大的关注和支持。从“攀枝花”地名确定、攀钢厂址选定、攀枝花特区领导管理体制的确定等涉及攀枝花建设的重大问题,无一不是由毛主席亲自拍板决定。在攀枝花项目建设方面,周总理亲自负责安排部署,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亲赴攀枝花指挥,国务院两位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具体执行,中央13个部委集中会战攀枝花,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一个工业建设项目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从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看,攀枝花是三线建设中投资最大的项目。在资金配置上,国家在攀钢一期和成昆铁路建设中一共投入近百亿元,约占三线建设总投资的二十分之一;在人力资源配置上,投入约50万人(不含大量无正式编制民工),约占三线建设投入人力总量的十分之一。如1965年初,国务院10个部委的5万多职工从全国各地汇集攀枝花;中央军委调遣铁道兵5个师、扩编到18万人,参加成昆铁路大会战;仅1970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毕业生集中分配及相继调到攀枝花市的就有56人。仅攀枝花钢铁基地的设计,就组织了来自全国100多个科研、设计、施工、设备制造单位及其他有关行业的1300人的设计大军,进行了一场在世界工业史上罕见的弄弄坪“设计大会战”。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为解决铁路交通的运输问题,1965年7月,国家建委和交通部从北京、辽宁、山东、河南、安徽5省市抽调精干职工4650人、汽车1500辆,组成交通部直属第一汽车运输公司,担负从成都、昆明即从南北两线运送生产、生活物资到攀枝花的任务。1969年7月,汽车运输总公司又成立“大型汽车运输车队”,配备各类大型牵引车58台,大型拖车39台,20吨以上载重汽车40台,负责南线昆明到攀枝花重、高、大、长件运输,解决了铁路交通、特大型机械、设备的运输难题。从1965年深秋开始,著名的“五大车队”1500多辆汽车悬挂着“坚决把物质送到毛主席最关心的地方去”的大幅标语,昼夜兼程,奔驰在1300多公里的川滇西线公路上,不到3个月,就使攀枝花的物资运输问题得到顺利解决。据统计,当时加上特区各企业的运输汽车,总计约3500多台运输车辆,从1964年到1970年成昆铁路通车前,共运送生产生活物资800多万吨。这在共和国建设史上也是空前的。

  从建设规模和产业地位看,攀枝花是三线建设的战略中心。三线建设的重点就是“两基一线”:“两基”指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和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一线”指成昆线。1965年11月底,邓小平视察西南三线建设地区,拍板确定了“两点一线”的西南三线建设格局,即以攀枝花为中心,通过成昆铁路,向重庆和六盘水两点做“钟摆式辐射”。其基本设计是六盘水工业基地的煤炭运到攀枝花,攀枝花的钢铁运到重庆,重庆的机器运到攀枝花和六盘水工业基地。这其中攀枝花是一个中心和枢纽环节。

  从建设成就看,攀枝花是三线建设的成功典范。三线建设虽然共有1100余个项目,但大多以一个企业、一所院校的形式存在,唯有攀枝花是以特区机制和地级市规格全面新建的项目。

  从辐射能力看,攀枝花是三线建设的一颗璀璨明珠。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和城市的兴起,带动了攀枝花及周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效地推动了相关支柱产业的形成。

  我国主流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攀枝花和成昆铁路的开发建设,至少改变了3000万人口的命运,缩短了金沙江流域与内地50年的差距。

  攀枝花是三线建设的“成功典范”

  在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项目上,全国通盘考虑,通过国家对资源的计划配置这一方式,调动全国有关方面的人、财、物,加之艰苦创业,战胜种种困难,创下了高钛型钒钛磁铁矿冶炼技术创新攻克“呆矿”、打破传统设计建设“象牙微雕”钢城、突破“地质禁区”建成成昆铁路等系列奇迹,走出了一条合乎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三线工业建设道路。

  1981年3月,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第四次“攀枝花资源综合利用科技联合攻关会议”上说:“攀枝花是六十年代中期‘三线建设’的重点。现在回头来看,三线建设中最有成效的工程,一是成昆铁路,二是攀枝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一个基地与国家的存亡是休戚相关的。如果看不到攀枝花的战略地位,那是近视的,错误的。”

  对攀枝花开发建设,方毅是情有独钟。这位亲自主持了被誉为中国“三个聚宝盆”:攀枝花的钒钛磁铁矿、白云鄂博的稀土矿和金川的镍矿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工作的领导人,曾9次参加攀枝花资源综合利用工作会、8次亲临攀枝花考察,并以成为“攀枝花人”为荣。每当谈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英明决策,开发建设攀枝花建立国家战略大后方的重大战略意义和取得巨大成就时,都激动不已。

  攀枝花的开发建设到底取得了哪些方面成功呢?

  ——建设速度是快的。三线建设最重要一点就是与“与帝修反抢时间”,抢速度,“建好攀枝花,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攀枝花建设速度可说是最快的。1965年开始小批量集结队伍,1966年大批量集结施工队伍,10多万人依山傍水安营扎寨,距1970年7月1日攀钢1000立方米一号高炉正式出铁,不到5年时间。与此相配套的冶金矿山、焦化厂、烧结厂、煤炭、电力、运输等完全建成投产。之后,每年一个主体生产厂建成投产。1971年出钢,1972年轧出钢坯,1974年8月具有年产110万吨轧材能力的轨梁厂投产。这标志着攀钢选矿石→铁→钢→钢坯→钢材综合生产能力已经形成,同时也标志着攀钢一期工程基本建成。

  从出铁到成材,只用了四年时间,在深山峡谷中,这种建设速度是没有过的。正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视察时所说,“攀钢的建设速度在全国同类钢铁企业中是最快的”。

  ——建设质量是好的。投产数十年来,从煤炭矿山到冶金矿山,没有一条井巷出现垮塌,没有一个采场、采区出现过因矿产资源不实而荒废,没有一个矿井达不到设计生产能力;攀钢冶金主厂区,没有一个主体生产厂因工程质量而影响达产能力;攀钢焦化厂大容积焦炉二十年无大修,被评为“全国红旗焦炉”;电力系统三座火电厂,其十一台发电机组,没有一台因工程质量而影响生产能力的发挥。攀枝花整个工业基地处在地质灾害多发的深山峡谷,几十年来,没有一座主体厂矿出现因灾难性地地质灾害而搬迁、重建。

  “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出现的“设计革命”,没有对工程质量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而且之后又都做了补救、恢复。正是由于设计、施工质量的保证,攀钢主要产品铁、钢、钢材等在1980年均达到和超过设计生产能力。

  ——建设投资是省的。以攀钢主体生产厂区为例,到1974年底,攀钢一期工程初具规模,形成150万吨钢综合生产能力,投资用了14.8亿元,吨钢投资不到1000元。以电力系统最早建成投运的501电厂为例,三台机组总装机3.6万千瓦,再加两台2000千瓦机组,总共装机4万千瓦,投资3935万元,每千瓦投资815元。

  ——投入产出的效益是显著的。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国家对攀枝花投资已全部收回。按照投入与实现税利的投入产出比,攀枝花为1:0.75,是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的1.5倍。

  ——攀枝花基地作用的发挥是连续、稳定、持久的。攀枝花工业基地在建设过程中和建成后,每年钢铁产品、煤炭产品、化工产品、钒钛产品和各类矿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攀钢已成为我国继宝钢、鞍钢、武钢、包钢、首钢之后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在我国尚处于“短缺经济”、钢材紧缺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成和发展,改变了我国钢铁产业南方少、西部地区寡的状况,为西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钢材保障。同时还带来就业贡献,在当下西部地区普遍存在劳动力外流的情况下,攀枝花吸引了大量外地劳动力。更为重要的是,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还为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技术、信息、管理等方面的支持。总之,通过开发建设,攀枝花形成了一个百万人口的现代工业城市。攀枝花已成为大西南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上个世纪末我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奠定了坚实的人才、技术、管理、资金基础,攀枝花城市及经济的辐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攀枝花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还孕育出了以“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开拓进取、团结协作、科学求实”为主要内涵的攀枝花精神。

  可以说,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正是全国一盘棋、社会主义“特事特办”、“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体制所结的硕果,是三线建设成功的典范。

  结束语:活态的“中国三线建设文化遗产城”

  三线建设是一段特殊的历史。今天,三线建设已不止是一场战天斗地、波澜壮阔的国防建设、工业布局调整,也不仅限于1100多个具体项目,它已经演进和抽象为三线建设文化遗产的概念,上升为人类经验和固化记忆。

  三线建设留下了丰富的工业文化遗产。比如攀枝花,我们拥有全国最大的露天钒钛磁铁矿山——兰尖铁矿,有全国最大的独立煤矿——宝鼎煤矿,有全国独一无二的地下火力发电厂——503地下战备电厂,有全国最大的木材水运遗址——金沙江·雅砻江水运遗址,有20世纪建成的最大水电站——二滩水电站……还包括大田会议会址、仁和会议会址、攀枝花开发建设纪念馆、攀枝花建设总指挥部遗址及渡口吊桥、密地大桥、老邮电所、大渡口电影院、渡口火车站、攀钢一号高炉、兰尖平硐、兰尖铁矿矿床等系列三线建设遗存。其中,许多三线建设设施还在生产使用之中。可以说,攀枝花就是一座气势恢宏的活态的“中国三线建设文化遗产城”。这些既是我国人民独立自主走工业化道路的最大标本,也是三线建设最大的标本,又是三线建设文化遗产中最精华、最具三线时代风貌的文化遗存,是三线建设这份人类记忆的最好载体,必须倍加珍惜和保护。

  如何保护和传承三线建设文化遗产?近年来,攀枝花集中各层面专家展开了全方位研究,形成了《三线建设和西部大开发中的攀枝花》课题成果,提出了“三步走”战略思路:第一步是建设“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第二步将攀枝花整体申报为“中国三线建设文化遗产城”;第三步协调三线建设所涉及的13个省区联合捆绑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个“中国梦”希望能进入决策层视野,上升为国家意志,从而使三线建设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不断跃上新台阶。

  目前,攀枝花率先倡导并大力推动的三线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积极成果,攀枝花市与中国社科院共同发起的“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已于2014年6月23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并同步召开了“纪念三线建设决策50周年座谈会”;从2010年开始策划、论证的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项目(占地面积60亩,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计划投资3.2亿)已“落地生根”,正在紧张建设之中,力争明年3月4日攀枝花建市50周年之际开馆。此外,攀枝花参与协助、配合的10集纪录片《三线往事》在香港凤凰卫视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10集文献专题片《永远的铁道兵》已于12月5日在中央电视台第九频道播出,参与策划支持的央视10集文献专题片《大三线》正在拍摄之中。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三线建设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已成为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在建的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将建成三线建设历史资料库、三线建设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三线建设精神传承地及三线建设者及其后代的“朝圣地”。总之,攀枝花要将三线建设博物馆建成广大三线建设者的精神家园。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物,邓小平路线的成果”(朱镕基语),攀枝花结出了三线建设最大、最辉煌的硕果,攀枝花开发建设史就是中国三线建设史的一个缩影。当前,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催生了攀枝花资源的深度开发,攀枝花传统资源型城市正在转型的路上,阵痛并快乐着。我们深信,在“阳光花城,康养胜地”的天平上,将增加一个中国三线建设文化遗产城的沉甸甸砝码。

  (攀枝花市文物局 张鸿春 刘胜利 本文参考了王春才、宋毅军、秦万祥、钟少曦等同志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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