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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成败录》
2013-12-01 13:47:01 来源:本站 作者: 【 】 浏览:80219次 评论:0
 
导读:1948年,5至8月,司徒雷登向华盛顿送去了15篇报告,详尽地反复数落蒋的谬误,他的结论是:“除去蒋委员长的直属亲信人员和某些高级军官而外,没有多少人继续心悦诚服地支持他了,这个政府特别是蒋委员长,已较过去更加不负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了。”他..
1948年,5至8月,司徒雷登向华盛顿送去了15篇报告,详尽地反复数落蒋的谬误,他的结论是:“除去蒋委员长的直属亲信人员和某些高级军官而外,没有多少人继续心悦诚服地支持他了,这个政府特别是蒋委员长,已较过去更加不负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了。”他向美国决策者建议,逐蒋下台,“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蒋介石的威权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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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治国与治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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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党专制,在堕落中死亡
  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之前,曾说过这样的名言:“国民党在堕落中死亡”。蒋介石叛变革命,建立南京政府后,一党专制的国民党,也是在堕落中一步步地走向死亡。
  叛变革命后的国民党在堕落中走向死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其固有的反动性外,以党治国,一党专制,失去监督也是根本性的原因。权力制约理论认为,失去监督与制衡的权力是腐败的政制根源,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事 例:
  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假“训政”之名,行以党治国,一党专制之实,剥夺民权,压制民主,垄断政治资源,独霸政坛,排斥其他政党参政,严格舆论管制,拒绝外部监督,且内部没有健全的权力制衡机制。
  多党并存格局,是现代政党政治制度的重要前提,也是对执政党实行监督的体外制衡机制。如前所述,近代中国多党形成极其艰难,民国初年的政党林立现象只是昙花一现。事隔10年,产生了新型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后来又陆续出现一些民主党派和其他党派及类似党派的团体,但由于种种原因,多党政治很难形成。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堕落中死亡的国民党,由于吸收了共产党人这样的新鲜血液,获得了新生,并开创了多党合作的局面,正在朝多党政治艰难地迈进。然而,由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阴谋攫取国家最高权力,背叛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实行所谓的“分共”政策,实为大屠杀政策,导致国共分裂,中断了多党政治的进程。
  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多党政治形成提供了新的机遇。武汉抗战时期,建立国民参政会,尽管这是一个民意性的机构,而且国民党加以限制,但为多党政治的培育提供了一个平台。不过,后来由于国民党一党独大,靠自己所垄断的政治资源,排斥中共和其他民主人士,国民参政会成为掩饰太平的摆设。
  抗战胜利后,经过重庆谈判,国共两党在建国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向多党政治迈向了可喜的一步,中共代表和民主党派代表协调立场,国民党代表虽有作梗,但还是基本认可会议主流的政见,形成政协五个建国协议,为人们展示了多党政治的良好的前景。
  不过,这也只是良好的愿望而言。蒋介石再次逆潮流而动,违背民意,撕毁政协协议,召开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虽有两个小的御用政党参与,那也只不过是向外界展示“民主”的花瓶,对执政的国民党根本起不到监督的作用,他们不愿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实施监督。
  与此同时,严格控制舆论,舆论一律,歌功颂德,粉饰天平,有胆大为者,直言批评,那也只是凤毛麟角,即使这样,随之而来的是暗害、查封。民主管道闭塞,民怨沸腾也只是一种发泄,对国民党产生不了监督制约的作用。
  失去多党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国民党,可以说是在政治上放荡不羁,为所欲为。
  以党治国政制不顺,一个重要表现是缺乏权力监督的权力配置。虽然也设了“五院”政制,可是,其初衷主要还是为了表达国民党政权的历史逻辑的“合法性”,即继承孙中山的遗愿,贯彻他的“五院”政制构想,唯我才是正宗三民主义。君不知,那个“五院”与孙中山的“五院”相差甚远,孙中山的“五院”制,基本指导原则是,权力分立,相互制约,防止权力滥用。可蒋介石搞的“五院”制,却是“五院”统制,权力基本归于一人。很难体现相互制衡,即使有那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而不是制度意义的合理性。
  没有监督的权力,与其说是一匹野马,倒不如说是一匹凶恶的野兽,人性、理性丧失,权力滥施,权力腐败接踵而来,在权欲、私欲支配下的这匹野兽,无恶不作,国家、人民的财富被大量吞食,权力本来是创造公共利益的工具,此时却成为了吞食者。国民党随同变异了的权力一起堕落。
  蒋介石攫取最高权力后,对自己的生活行为有所自律,其历史上的劣迹少见发生,个人日常生活也不大奢靡。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政治家的小节如何,固然影响形象,然而,政治大节尤其重要,蒋介石背叛革命这已经失去大节,他当政后,也没有去补偿,而是独揽大权,甚至揽权成癖,实行独裁,将公共权力私人化,这是最大的政治腐败。蒋介石的政治腐败,是国民党官场腐败的始作俑者。上行下效,带动左右,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权钱交易,无奇不有。
  抗战时期,国民党借战时集权之名,加强了对政权的垄断,使国民党一党专制政体强化。在这样的政治土壤里,蛀虫大量繁衍,国民党官场的腐败愈演愈烈。“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仰仗手中的政治权力,利用特权,控制国家主要经济命脉,通过独占金融、掠夺土地、垄断商业、吞并工矿业、控制交通运输,大发国难财。1944年宋子文仅在美国的财产就超过4700万美元。大小官员贪污腐败成风,沉迷于灯红酒绿的奢靡生活之中。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在重庆考察,看到重庆官场如此景况,感到震惊。他随后到延安考察,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情景,毛泽东、朱德等领袖“设宴”招待他,饭菜非常俭朴,他却十分高兴,回到南洋报告中国之行时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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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治国与治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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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把接收变成“劫收”,而且国民党的所谓开始“宪政”,也只不过是走走过场,一党专制依然如故。官场腐败恶劣的程度令人发指,在选举所谓“国大”代表中,一些官僚、政客、豪绅都要当“代表”,采取种种舞弊手段。国民党为了装饰门面,分给青年党、民社党及“社会贤达”的一些票,被他们抢走了,有427人被勒令退出“代表”资格。于是请愿、闹事、绝食、哭灵,包围中央党部,以至在大会开幕之日抬棺材到会场门口等抗议行动,把政治腐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官员借“接收”之机,大发横财,普遍贪污腐败,这已是公开的秘密,蒋介石在一次讲话中,就曾用“三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的话,形容当时官员贪污腐败现象。1948年7月,在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总结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失败的教训时说:“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国民党整体腐败,不仅引起民众的愤慨,而且也引起其后台老板美国人的不满。1948年5至10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华盛顿送去15篇报告,详尽而反复地数落蒋介石的谬误。美国总统杜鲁门多次指出中国国民党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他说,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的货款,在纽约列入中国私人的银行户头。美国银行界传出,宋家和孔家确实有20亿美元在在曼哈顿。杜鲁门得知后立即命令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当然调查的结果一起保密,直至1983年之后才作了部分解密,但仍有所保留。杜鲁门对国民党的官员们截流美元的贪污行为气愤至极,若干年后,他在与美国的一位作家谈话时,仍然余气未消,骂道:“他们全都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的38亿美元中,偷了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笔钱,把它投资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资在纽约这里,这就是曾经而且仍然在为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使用的钱。”堂堂的美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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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蒋介石成败录》 责任编辑:河边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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