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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衔最高的间谍:唐生明的潜伏
2015-09-16 13:33:28 来源: 作者: 【 】 浏览:543次 评论:0
 
导读:唐生明 作者:康狄唐生明,国民党中将,是世界上军衔最高的间谍。1940年,他奉蒋介石之命到汪伪政权中充当卧底,策反了很多大汉奸,并借日本人之手毒死了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获得了很多重要的情报。受蒋介石密派前往汪伪卧底唐生明1906年生于湖南东安县,号季澧,乃..

唐生明

唐生明

作者:康狄

唐生明,国民党中将,是世界上军衔最高的间谍。1940年,他奉蒋介石之命到汪伪政权中充当卧底,策反了很多大汉奸,并借日本人之手毒死了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获得了很多重要的情报。

受蒋介石密派前往汪伪卧底

唐生明1906年生于湖南东安县,号季澧,乃唐生智将军四弟。他英俊潇洒,精明干练,善于交际,在民国时期的各种政治势力中都有朋友。他先后做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学生,与陈赓友情甚笃。他毕业于黄埔军校,蒋介石对他颇为器重,蒋宋在上海结婚时,他曾送来丰厚贺礼。他与军统头子戴笠完全打成一片,不分彼此。他与汪精卫很熟悉,他的大哥唐生智在汪精卫投敌之前,与汪一直是政治盟友,唐生明多次参加他俩策动的反蒋活动。

1940年,蒋介石秘密召见担任常桃警备司令兼湖南第二区保安司令的唐生明,授命其利用汪伪汉奸非常熟悉的关系,卧底汪伪,拉拢汪伪要人,窃取日伪情报,并掩护在江浙一带抗战的忠义救国军。唐生明接受任务后,于重庆飞桂林,再由桂林去香港,在中秋节当天前往上海。他的借口是过不惯大后方艰苦的生活,利用花花公子的招牌,到上海来享受生活。军统在南京、上海等地的特务将配合他的行动。

唐生明到达上海,立即引起日伪注意,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李士群等纷纷表示欢迎,并希望唐生明为己所用。9月底,李士群陪同唐生明去南京见了汪精卫,汪精卫曾担任黄埔军校的党代表,他请唐生明夫妇吃饭,希望唐生明参与汪伪的军队组织工作。唐生明不动声色,表示感谢老师的好意,不过“自己是来住家的,不想参与政治”,婉言谢绝。

当天晚上,汪精卫请唐生明吃饭,周佛海、褚民谊、陈春圃、林柏生等充当陪客。汪精卫很高兴,多饮了几杯,带着几分笑意来到唐生明面前,说:“我得到消息,你和戴笠关系好得很,你是来杀我的吧?”

唐生明一听这话,有些紧张,慌不择言:“杀鸡焉用牛刀!我是个不怕死的人,我把全家都带过来了,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此言一出,满座皆惊,急得坐在他旁边的伪陆军部长叶蓬用力拉他的衣袖。叶蓬和他关系非同一般,叶蓬的老婆是唐生明母亲的干女儿。唐生明知道自己失言了,把汪精卫比作鸡,实在太瞧不起他了。

在此紧要关头,唐生明的“新朋友”李士群站出来帮他打圆场。他说,唐生明的情况他已经了解清楚了,唐生明决不会是那种人,更不会干那种事。唐生明胆大心细,满口承认自己与戴笠的关系,但否认为他工作,他说:“像我这种人,什么都不想干,哪会去做什么特务。”汪精卫这才恢复正常,笑着说:“我们关系非同一般,我信得过你,你绝不会暗算我,是不是这样?”唐生明连忙说:“那还用说!”

一场突起的风波,就这在笑声和推杯换盏中过去了。临走时,汪精卫紧紧握住唐生明的手,叫他以后常来和他谈谈,他随时欢迎。

次日,汪精卫老婆陈璧君还不放心,又派人把唐生明夫妇接到家中,仔细盘问,想找出一些破绽。她问的问题都很结实,好在他们早有准备,答得滴水不漏。从此,他们觉得陈璧君不好对付,对她时刻保持着警惕,敬而远之。

假戏真做博信任

唐生明是带着任务卧底汪伪的,自然不能不“落水”。10月1日,汪伪统治区报纸在头版前条上发表了《唐生明将军来南京参加和平运动,即将被任命为军事委员要职》的新闻。

10月4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时,汪精卫以伪中政会主席身份,交议了大批新任命的人员名单,其中第十四项便是:“拟特任唐生明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案。”决议:“通过,送国民政府任命。”没过几天,任命就下来了。这表明艰难的审查阶段过去了,唐生明获得了汪伪的信任。

为了让汪伪对唐生明真正放心,重庆政府来了一个假戏真做。借用唐生智名义,从10月10日起,在重庆《中央日报》等大报头版,连续10天用特大号字刊出“唐生智启事”。启事内容是:“四弟生明,平时生活行为常多失检,虽告诫谆谆,而听之藐藐。不意突然离湘,潜走南京,昨据敌人广播,已任伪组织军委会委员,殊深痛恨。除呈请政府免官严缉外,特此登报声明,从此脱离兄弟关系。此启。”国民党也明令发表对唐生明的“通缉令”,连续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声明和“通缉令”进一步清除了汪伪大小汉奸对他的怀疑。

在这个时期,唐生明没有开展活动,整天与很多汪伪要人,以及他们的老婆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时间长了,汪伪对他的信任也与日俱增。汪精卫希望他到身边去帮忙;周佛海和李士群也看中唐生明与汪精卫的关系,想让他过去帮助工作。这为他今后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含垢忍辱“走钢丝”

但汪伪没有放弃对他的暗中监视。又过了一段时间,汪精卫见他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就想把他拉下水,任命他为伪清乡委员会军务处处长,让他统领伪军消灭江南一带的新四军和忠义救国军。这样一来,他就得罪了国共双方,只能跟着汪一条道走到黑。唐生明向蒋介石密电,蒋指示,要保护忠义救国军,消灭新四军,这让唐生明左右为难。但已是骑虎难下,只有兵行险着,他于1941年7月到苏州赴任。

借帮汪整训伪军之机,他安排军统特务进入伪军里。遵照戴笠指示,把军统侦知的新四军及其游击队活动的情报转送日本人和李士群特工组织。每当伪军出动时,他便派人事先通知忠义救国军让其转移,但是日伪军每次都扑空,新四军也转移了,他大惑不解。

因此,他受到了日伪方面的严厉训斥。不过他的“工作”是卖力的,整训伪军的成效也是明显的,日伪还是要继续利用他的。作为一个有民族心的将领,他是很苦闷的,因为与禽兽为伍,有时甚至在日本兵调戏中国妇女,他都得陪笑脸。他感到处境艰难,屡次请求蒋让他回去。蒋总是勉励他以国家为重,服从大局。他只有咬牙坚持,拼命与日伪周旋。

虽然他一直小心应付,但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他几次差点暴露。

1941年9月,汪精卫陪同日本驻南京派遣军总司令视察苏州实验区。他把几个月来受的日本人的闷气向汪发泄出来,想引汪把对日本人的不满说出来,了解汪日之间的矛盾。谁知,汪甘心为奴,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从此他在汪面前再也不提日本人。

不久,军统上海区组织被李士群破获,区长陈恭澍被捕。李士群怀疑有一个建议军统不要暗杀个别日本军官以免殃及无辜的电报是唐生明发的。他连夜把唐生明夫妇叫到76号总部,找来陈恭澍与唐对质。好在陈没有承认与唐生明的关系。李便把唐夫妇押往南京。

不久,日本人却把他从汪伪手中提走了。出乎意料,日本人对他十分热情。日本河边正三中将坦率地对他说:“因为找不出办法,才拉汪精卫出来。我们已经很久找不到能与蒋介石阁下直接联系的人了。希望你能充当我们与蒋介石阁下的桥梁,协助我们早日解决日支事变。”他还表示要全力支持唐的工作,还要唐把与重庆联系的电台保留下来,由日本方面负责保护。一切都由日本方面说了算,汪伪政府不敢对他轻举妄动。

唐生明立刻明白河边中将的用意,但没有放松警惕,仍然不承认与重庆政府和军统的关系,但表示自己在重庆方面有很多朋友,可以代为沟通。日本方面急于在政治和军事上与蒋妥协便将他放了,并派人保护他。

在日本人的“协助”下,唐生明开始与重庆方面“联系”,蒋指示,对日本提出的问题先不作回答,要随时向重庆方面汇报,要保持这种关系,不能中断。事实上那一封电报的确是他发的,为配合他的工作,军统不再在上海、南京等地暗杀日本人。日本方面也比较满意。每当日本人来探听“联络”消息时,他总是推说重庆方面在研究。日本人也体谅蒋介石阁下的难处,也不怎么催唐生明。

策反周佛海

周佛海是汪伪的第三号人物,官职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任财政部长、税警总团总团长。唐生明到上海后,与周过从甚密,发现周佛海时常很苦恼,因为他的母亲、继母、岳父、妹妹都在湖南老家,周想派人把他们接过来,又怕重庆方面有所行动。唐生明见此情况,便秘密发报给戴笠,建议拉周的最好办法就是从他的家人入手。戴笠随即派人在湘潭和沅陵等处找到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把他们软禁在贵州息烽。

1941年夏,周佛海接到了湖南亲友来信,得知家人被捕,不知道关在什么地方,感到很难过。消息传出后,很多新闻媒体的记者前来采访,周佛海明知是戴笠干的,故意说:“我不相信这是重庆当局直接干的,一定是地方无知者所为,相信他们不久便可脱险。”这反映出他内心的矛盾,他对重庆政府还抱有很大的希望。

唐生明时常跑去安慰他,周佛海对他毫不隐瞒,说自己非常担心老母。唐生明立即建议重庆方面趁热打铁,软硬兼施,逼周反正。戴笠心领神会,立即叫周的岳父出面写信,在信中转述他母亲的话,要做“忠臣”,不能给周家的祖先和子孙丢脸。1942年以后,戴笠便与周佛海称兄道弟地通起信来,唐生明时常根据周佛海的情况给戴笠一些建议。时机成熟之后,唐生明大胆地建议戴笠派人在周佛海身边工作,戴笠就派了军统特务彭寿充当信使。

1944年冬天,周母在息烽患病,戴笠连忙派人送到贵阳中央医院去医治,医治无效。周母去世后,戴笠又为她当孝子,披麻戴孝,代替周守灵哭灵。戴笠把这些照片寄给了周,周十分感动,从此死心塌地地效忠重庆政府。

唐生明拉拢的大小汉奸不止周佛海一人。他还拉拢了汪伪陆军部长、湖北省长叶蓬、汪伪海军部长、第一陆军总司令及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任道援等人,协助戴笠拉拢了汪伪二号人物陈公博等。

借刀杀人除巨奸

很多人都知道,杀人如麻的汉奸特务头子李士群是日本人毒死的,却不知道真正的幕后推手是唐生明。

其实一开始,唐生明并不想除掉李士群,蒋介石和戴笠最初给他的指令是争取李士群。可是李士群顽冥不化,死心塌地地跟着日本人干。而且随着他在汪伪地位的上升,野心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毒辣。他和周佛海争权夺利,斗得不可开交,双方都有欲除之而后快的想法。他们闹意气,经常向唐生明诉说对方的不是,唐生明两面敷衍,挑拨离间,加深他俩的矛盾,但还是有分寸。由于周佛海已经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他还是偏向周佛海。李士群和手下准备对付周佛海的时候,他会警告周佛海。周佛海这边的人准备对李士群下手的时候,他却不告诉李。 到了1943年夏天,重庆方面就李士群不可救药,决定将其剪除。唐生明考虑了很久,建议除李可以有上中下三策。“下策”就是让军统动手,派特务暗杀李士群。但李士群深居简出,保镖如林,这个方案难度很大,而且可能遭到汪伪特务机关报复。“中策”就是,利用汉奸之间的内讧来除掉他,这样可以避免汪伪特务的报复,而且可以挑起汉奸之间的仇杀。很多大汉奸早就看不惯李士群,挑动他们去对付李士群,很有把握。“上策”就是利用日寇与他的矛盾去杀他。这样后遗症最少,李士群的人不敢把日本人怎么样,也不会怀疑到重庆方面和已经“归顺”重庆的大汉奸头上。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杀鸡儆猴,让汉奸看到走狗的下场,以后再拉他们就方便了。

周佛海也接到了戴笠的指令。周佛海也不简单,他与重庆方面取得联系之后,连他老婆都瞒着,到这个时候才和唐生明和盘托出,请求唐生明的帮助。两个人一拍即合,决定采用“上策”。他们决定利用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长冈村中佐去干。

周佛海的副手汪伪税警总团副总团长熊剑东与冈村关系很好。冈村一直对李士群很不爽。熊剑东就火上浇油,说李对日本宪兵队很不满,总在工作上想方设法与宪兵队争权抢功。尤其说到李根本瞧不起他,认为他只是一介武夫的时候,冈村便咬牙切齿地发誓要除掉李。熊剑东又故意劝他不能这么做,因李负责汪伪特工组织多年,日军总部很信任他,要冈村暂时忍耐,不要给自己找不痛快。他这样说,冈村更加冒火,便不顾一切要干掉李。

熊剑东这时才建议毒死李士群。可是冈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毒药,这种毒药既要可靠,又要让人难以觉察。正好这个时候,周佛海派去见戴笠的特使彭寿回来了,彭寿带回了合适的烈性毒药。冈村这个头脑简单的家伙,迫不及待地决定在自己家里请李士群吃饭,日子定在9月7日。

李士群对冈村一直防范甚严,为避免冲突,他基本住在苏州,很少到上海。接到请帖后,他感觉不妙。靠山晴气大佐刚刚调走,他只好带着翻译夏仲明硬着头皮赴宴。为了避免混淆,那天冈村下令做西餐。这天周佛海和熊剑东的老婆换上了厨娘的服装,躲在冈村的厨房里,专门给李士群的菜里和酒里下毒。菜预备分好,每次给李士群吃的东西,都由她们亲手拌上毒药,交给日本下女送给李。毒药是无色无味的粉末,吃进去一点点,就无法挽救。

李士群见只有他一个客人,怕冈村下毒对付他—他以前也常用这种方法对付不听话的手下。他借口正在泻肚子,不能吃东西。冈村见他什么都不吃,很着急,就亲自走进了厨房,给他亲自端来了牛排,最后一点毒药全下在这份牛排里了。冈村很殷勤地再三劝李给个面子,多少吃一点。李士群实在拒绝不了,就勉强夹了一点青菜吃了下去。由于这是慢性毒药,当场看不出来。

李士群稍坐一会,便起身告辞。冈村这时突然聪明了,就拿出几件李感到最棘手的问题来讨论,搞得很晚,李士群才能回去。李回去后立即洗胃灌肠,但没有什么不适。第二天正巧徐来也去苏州,在车厢里遇到他。他多次请徐来到他的包厢里休息,仍然有说有笑。到了当晚,毒药发作,经中西医紧急抢救无效,9日上午死时身体萎缩成狗一般大小。

李士群死去的经过,唐生明简单地电告戴笠,抗战胜利后,唐生明才详细地把整个过程讲给戴笠听,戴笠大拇指一翘:“干得漂亮!”

吹响日军安魂曲

唐生明是结束太平洋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大功臣。他一不留神,喝酒喝出了一个大情报,逮了一条大鱼。他与日本海军省军官古川混得烂熟,古川曾经做过唐生智的日语翻译。

1944年下半年,有一天古川邀请唐生明到他位于法租界霞飞路的家中吃饭。古川又喝多了,带着几分醉意,夸口便说:“你别以为现在我们在太平洋上,打不过美国人。我告诉你,战局很快就会好转。”唐生明立刻明白,古川那里有重要价值的情报。为了让他说出来,他故意用怀疑的口吻说:“恐怕不容易吧?你有几分把握?”接着连连劝酒,古川连饮几杯后,稀里糊涂地透露了他在日本海军省某重要负责人那边听来的消息:日本海军正把所有能作战的舰艇秘密集结在琉球群岛附近,准备乘美国不注意,对美国舰队再次突然袭击,再来一次“珍珠港”。

唐生明回家后立即密电重庆,重庆方面迅速通知美国海军。美国海军正忙着找日本海军主力决战,对于大批日本军舰人间蒸发感到奇怪。他们将计就计,搞了一个“日本版的珍珠港”,对尚未集结完毕的日本舰队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击沉击伤100多艘军舰,从此日本海军的主力损失殆尽。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发表了取消对唐生明的“通缉令”,唐生明获200万元巨额奖励。解放战争期间,唐生明将军配合程潜将军,促成了湖南起义,起义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员。是年赴香港经商,对“两航”起义做了一定的促进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国务院参事,并先后担任了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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