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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朝鲜人部队返回朝鲜始末
2017-05-20 10:19:22 来源: 作者: 【 】 浏览:734次 评论:0
 
导读:70e6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朝鲜人部队返回朝鲜始末朝鲜战争爆发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由朝鲜人组成的部队”①返回朝鲜加入朝鲜人民军。这一事件曾在20世纪50年代初成为各方争议的话题。“联合国军”总部指责中国容许居留中国的朝鲜人回国,声称: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
70e6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朝鲜人部队返回朝鲜始末

朝鲜战争爆发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由朝鲜人组成的部队”①返回朝鲜加入朝鲜人民军。这一事件曾在20世纪50年代初成为各方争议的话题。“联合国军”总部指责中国容许居留中国的朝鲜人回国,声称: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将约14万经过战斗考验的部队和人员送回朝鲜,极大地提高了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为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创造了条件。中国政府则发表声明指出:由“居留中国境内的朝鲜人民”组成的部队和官兵返回朝鲜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和神圣责任”,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和指责②。朝鲜战争结束后,这些部队的数量和组建过程、发展演变情况,继续成为各国历史学者关注的问题③。但是,到底为什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会出现由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到底曾经有多少朝鲜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到底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有多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的朝鲜人部队返回朝鲜?虽然在众多历史著作中也曾涉及这些内容,但始终未能给出全面、完整和准确的答案。本文试图依据相关文献和资料,对此问题作出解答。


  一


  中国和朝鲜山水相连,两国关系源远流长,人民交往频繁不断。18世纪初,朝鲜的贫苦百姓为生活所迫,开始渡过鸭绿江到中国谋生。19世纪中叶,朝鲜灾荒不断,大批百姓迁徙中国,在东北地区垦荒种地。1910年8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将朝鲜变为日本殖民地,不愿做亡国奴的朝鲜人纷纷外迁。到1920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居留的朝鲜人已经达到45.9万多人④,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最终成为中国的朝鲜族。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从事抗日活动的同时,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浪潮之中。
  在中国大革命时期,广东的朝鲜革命者达800多人,东征、平定商团叛乱作战和北伐战争都有朝鲜革命者的身影。大革命失败后,在反抗国民党的斗争中,朝鲜革命者与中国共产党人并肩战斗。南昌起义有朝鲜革命者参战。参加广州起义的朝鲜革命者有250多人,主要集中在起义军主力教导团,其2营5连基本由朝鲜人组成。黄埔军校特务营中也有众多朝鲜人,后来朝鲜著名的革命家和领导人崔庸健(当时称崔石泉)任特务营2连连长⑤。李瑛、金奎光、朴振、杨达光等人在战斗中机智勇敢。朝鲜革命者英勇善战,给曾与他们并肩战斗的聂荣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⑥。新中国成立后,广州人民专门建立了“中朝人民血谊亭”。叶剑英撰写碑文,赞扬参加起义的朝鲜同志“表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和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⑦。
  广州起义失败后,朝鲜革命者大多回到东北地区从事革命活动,部分人员转到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或辗转进入中央苏区,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杨林(即毕士悌)曾任黄埔军校学员队连长、叶挺独立团营长,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红1军团参谋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等职。长征中任红军干部团参谋长,后任红15军团第75师参谋长,在东征山西战斗中牺牲。武亭早年就读保定军官学校,1930年进入中央苏区后,先后担任炮兵连长、营长和特科学校校长,是红军中著名的炮兵指挥员。长征中,他担任军委第1纵队第3梯队司令员兼政委。在张国焘阴谋分裂红军的危急时刻,他奉彭德怀命令,把密码本送到先期出发的红1军团,立了大功。长征胜利后,他曾担任八路军炮兵团团长,这是人民军队第一个炮兵团。
  抗日战争爆发后,朝鲜革命者积极投身中国抗日战争。在东北,他们组织反+武装,或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力量。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他们前赴后继,与敌人殊死战斗。著名的“八女投江”英烈中,安顺福、李风善是朝鲜族女英雄。后来的朝鲜党和军队许多领导人曾在抗联部队中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战功卓著。金日成曾任第1路军第2军第3师(后改称第6师)师长、第2方面军指挥;崔庸健曾任第7军参谋长、代军长,第2路军参谋长;金策曾任第3军第4师政治部主任、第3军政治部主任和中共北满省委书记;崔贤曾任第1路军第3方面军指挥;金一(朴德山)曾任第1路军第2方面军8团政委。李红光是东北抗日联军的著名将领,曾任总指挥部参谋长、第1军第1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35年5月牺牲。东北抗日联军失败后,朝鲜革命者与抗联部队一起撤至苏联,组成抗联教导旅,抗联名将周保中、李兆麟和金日成、崔庸健、金策等担任领导职务。中朝官兵混合编组,整训部队,准备反攻,并不断派出小分队进入中国东北和朝鲜,展开各种军事活动。
  在关内,1938年10月10日在武汉成立朝鲜义勇队,参加武汉保卫战,战役结束后又分散到各战区抗战。1939年,义勇队一部到达华北地区,接受武亭领导的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领导,改编为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朴孝三任队长。1942年5月,侵华日军重兵扫荡太行山根据地,合围八路军总部。朝鲜义勇队与总部警卫部队拼死阻击,为掩护总部突围立下大功。1942年7月,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改称华北朝鲜独立同盟,金枓奉(当时称金白渊)任委员长。在此期间,大批朝鲜进步青年先后进入敌后抗日根据地,主要集中在太行山区,其中有不少人被介绍到延安,进入朝鲜军政干校学习。在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中,也有部分朝鲜革命者,并设立了朝鲜独立同盟分支部,一些朝鲜革命者还担任了领导职务,如新四军独立第4师的团参谋长金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朝鲜义勇队奋战在华北抗战的前线,付出了许多牺牲。1942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政治部联合举行隆重葬礼,合葬在敌后斗争中牺牲的石正、陈光华等11位朝鲜义勇队烈士。朱德总司令在葬礼上致辞⑧,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为自由而死,生命永存》的悼文。北方局和八路军政治部颁发《纪念朝鲜义勇队烈士办法》,要求把朝鲜义勇队烈士的英勇事迹编入部队教材和学校教材,广泛宣传朝鲜义勇队的抗日事迹⑨。此前,八路军政治部专门发出训令,要求“帮助、爱护、关怀”朝鲜革命者等国际友人,“特别是在目前敌后战争更加频繁,因此更要求我们对他们加以照顾,在战斗情况下更要关心他们的安全,放在适当的地位。⑩”1944年,朝鲜独立同盟总部迁往延安,并成立朝鲜义勇军总部,司令员武亭,副司令员朴孝三、朴一禹。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和朝鲜。位于苏联境内的抗联教导旅部队一分为二,朝鲜官兵由金日成等率领随苏联红军反攻朝鲜,中国队伍和部分朝鲜革命者由周保中等率领参加东北解放战争。
  在此之前,金泽明(李相朝)等人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42年回到东北朝鲜人居住地区,在北满地区恢复建立党的组织,秘密发动群众。(11)东北其他地区的中共党员和抗联人员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斗争。日本投降后,这些中共党组织和党员迅速行动,组成了以朝鲜人为主的武装。
  8月11日,朱德总司令签发《延安总部命令第六号》:“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解放朝鲜人民,我命令:现在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12)”武亭等人率延安朝鲜军政干部学校与朝鲜义勇军部队向东北开进,沿途不断扩大队伍,到达沈阳时,已经从出发时的几百人发展到3000多人(13)。由于驻扎朝鲜的苏联红军部队不许入境,朝鲜义勇军部队留在中国东北,武亭等率部分干部于12月进入朝鲜。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朝鲜义勇军整编为7个支队,分别开赴中国东北各地的朝鲜人聚居区开展工作,参加对国民党军的作战。其中,第1支队开赴南满,第3支队开赴北满,第5支队开赴东满,第7支队进入吉林。
  所有这些部队迅速融入居留中国的朝鲜同胞之中,影响与带动群众投入东北解放战争。以他们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部队在东北战场和第4野战军中威名赫赫。
  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整编后的野战部队中包括三个朝鲜人师:以第1支队为基础组成的李红光支队(14)改编为独立第4师;以吉南军分区第72团(原第7支队)、松江军区独立第8团(原第3支队)和牡丹江军区独立第3团合编为独立第11师;以吉敦军分区独立第3、第6团和吉南军分区第71团合编为独立第6师(15)。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东北野战军整编为第4野战军。独立第4师整编为第166师,下辖第496、第497、第498团,由东北军区直辖;独立第11师整编为第164师,下辖第490、第491、第492团,由东北军区直辖;独立第6师改编为第43军第156师,下辖第466、第467、第468团。当时,第4野战军各军几乎都有朝鲜人官兵,除上述3个师外,第43军、第47军中的朝鲜人官兵最多,特种兵纵队、铁道纵队、后勤部门中也有一些朝鲜人分队或官兵。
  在地方部队中,由朝鲜人组成或以他们为主组成的分队更多。1947年3月,东北各地大批组建独立团,其中东满组建的9个独立团,人员大部分为朝鲜人,其他独立团中也有一些朝鲜人。这些部队和官兵不仅承担了剿匪、警备和维护地方治安等任务,而且不断向野战部队输送兵员,成为正规兵团的力量补充。
  在东北战场上,朝鲜人官兵以英勇善战而著称。四保临江作战中,李红光支队与三纵、四纵密切协同,为保卫南满根据地做出了贡献。在辽沈战役的黑山阻击战中,坚守“101高地”的第84团2营官兵大多为朝鲜人。在高地被炮弹、炸弹削低两米的情况下,这个营与国民党军1个旅激战数日,仅剩20余人,却没有后退一步。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司令廖耀湘曾参加过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屡经血战,完全被这支队伍的战斗精神所折服,在日记中写道:“他们攻击前进时,一律持枪上刺刀,前赴后继,非常英勇”(16)。东北解放后,第4野战军中的部分朝鲜人官兵随队入关,踏上了解放全中国的征程。第47军中的朝鲜人分队和官兵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重庆城下,然后回师湘西剿灭匪患。第40军炮兵营的朝鲜人官兵则参加解放海南岛作战,一直打到天涯海角。
  据统计,在解放战争中,中国东北共有62942名朝鲜人参加人民解放军,3550多名官兵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捐躯(17),有400多人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10余人荣获毛泽东奖章和朱德奖章,数千人荣立战功,并涌现出金学范“战斗模范连”等一大批英雄连队和战斗集体(18)。1950年9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过去数年中,确曾有居留中国境内的朝鲜人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事实。不仅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如此,即在中国革命的前三个阶段——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时期,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的抗日战争时期,都曾有居留中国境内的朝鲜人民参加这些革命战争的事实。朝鲜人民牺牲他们的生命,流了他们的鲜血,站在中国人民一起,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势力而斗争,中国人民对他们这种侠义行为,永远感念不忘。”(19)
  朝鲜劳动党和政府也曾给予中国共产党和军队以极大的支持。早在1946年6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就确定了争取以朝鲜北部作为南满作战后方的方针,并于7月在平壤设立了办事处,朝鲜党和政府对此给予了充分的合作。金日成说:“中国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在东北解放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国民党军占领长春、四平,民主联军主力退守北满,与南满根据地交通中断。朝鲜党和政府除接受和安置由南满地区撤至朝鲜的1.8万多名伤员与后方人员,2万多吨战略物资外,并支援东北民主联军2000多车皮作战物资,代购大批紧缺军用品,还在朝鲜北部为民主联军开辟了四条交通线:一条由中国丹东经朝鲜新义州、南阳到中国图们;一条从中国通化至辑安,经朝鲜满浦到中国图们,这两条沟通南满和北满的交通线,对坚持南满作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两条为海上交通线,分别由大连到朝鲜南浦港和罗津港,然后转运物资人员到南满或北满。(20)1950年7月,中国在朝鲜平壤开设大使馆时,周恩来专门就此要政务参赞柴军武向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表示感谢,说:“对于朝鲜同志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所给予的帮助,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21)”
  


  中国革命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朝鲜半岛的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军和苏军以三八线为界对朝鲜南北地区分别实施占领,陷入分裂的状态。1948年5月,美军占领下的朝鲜南部地区建立了大韩民国政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于9月在朝鲜北部地区成立。随着1948年底苏联占领军撤出北部地区和1949年6月美国占领军撤出南部地区,朝鲜南北双方围绕统一问题的斗争日益激烈。1949年4月,苏联方面获得情报:南朝鲜方面正在三八线一带集结部队,可能对北方采取军事行动(22)。在斯大林的直接关注下,苏联军方建议朝鲜人民军采取措施,准备回击南朝鲜可能的侵犯行动(23)。为此,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加快了军队建设的步伐。除了向苏联请求军事援助,大量进口苏联武器装备,设立苏联军事顾问团指导军队建设和作战准备外,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让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返回朝鲜的要求。
  1949年4月2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派出中央委员、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金一作为全权代表前往中国,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并商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返回朝鲜事宜。30日,金一到达沈阳,会晤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高岗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情况。金一随即到达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毛泽东主席会见了金一,就东方形势、朝鲜局势和中国援助朝鲜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三个朝鲜人师,其中两个师现在驻扎在沈阳和长春。中国党随时准备把这两个师的人员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如果朝鲜同志现在不需要这两个师,那么我们可以负责训练和保障这些部队。另一个师正在长江以南地区作战,等作战行动结束后才能调回(24)。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也分别与金一进行了会谈。
  5月17日,毛泽东向苏联驻中共中央全权代表科瓦廖夫通报了他与金一会谈的情况,请他向斯大林报告会谈内容。此前,5月14日,金日成也向苏联驻朝鲜大使、苏联军事总顾问史蒂科夫介绍了中朝会谈的内容,史蒂科夫于5月15日向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发出专电,汇报相关事宜。朝鲜方面决定,在平壤和新义州分别对拟回国的两个师的营长、团参谋长等进行集训,部队则继续留在沈阳和长春整训。一旦出现情况,立即开往朝鲜。
  7月初,朝鲜方面得到情报,南朝鲜军可能在7月对北方发动进攻。朝鲜方面随即命令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并决定留在中国东北地区整训的两个朝鲜人师立即返回朝鲜,一个师部署在新义州,一个师配置在罗南。(25)7月20日,第164、第166师正式脱离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26),先后启程前往朝鲜。两个师均齐装满员,其中:驻长春的第164师,师长王效明、政治委员宋景华调出,副师长李德山升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全师编有人员10821名,配备各种枪6500余枝,掷弹筒67个,各种火炮132门(27)。该师到达朝鲜后,整编为朝鲜人民军第5师。驻沈阳的第166师,师长刘子仪调出,政治委员方虎山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全师人员10320人,配备各种枪8000余枝,各种炮166门(28)。该师到达朝鲜后,整编为朝鲜人民军第6师。
  到1949年8月,朝鲜人民军发展到8万余人,其中陆军5个步兵师、1个机械化旅、1个步兵旅和2个炮兵团。除从中国回国的两个师外,曾经在东北抗日联军等战斗过的干部、战士和先后从中国回国的人员,在组建和发展人民军部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底,第4野战军部队向中南地区进军的作战行动基本结束。除部分部队继续执行解放海南岛等作战任务外,其他部队转入剿匪作战或执行卫戍、警备及整训等任务。此时,驻扎中国南方的一些朝鲜人官兵,由于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等原因,出现了情绪波动。12月18日,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等第4野战军指挥员致电中央军委,汇报了部队中的朝鲜人官兵情况,建议:“如军委同意,我们拟组成一个师开回。(29)”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此高度重视。由于当时中朝两国尚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因而中央将林彪电报的内容通过东北人民政府驻朝鲜商业代表团首席代表文士祯告知金日成,表示:由于中国南方地区的作战行动已经结束,如朝鲜政府同意,可以让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返回朝鲜。与此同时,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也向苏联方面通报了林彪电报的内容。苏联方面电示史蒂科夫,要他了解朝鲜政府对中国政府建议的态度。
  1950年1月9日,史蒂科夫与金日成会晤。金日成明确表示:希望让在中国的朝鲜人部队返回朝鲜,并说将在近日内派3名代表赴华就此问题与中国方面协商。金日成还提出了朝鲜人部队回国的设想:一是按照朝鲜人民军的编制,在中国编成1个步兵师、2个步兵团,编余的官兵回国后补充机械化旅等部队;二是鉴于朝鲜境内部队驻地紧张,这些朝鲜人部队在1950年4月以前暂留中国。(30)会谈后,朝鲜劳动党中央通过文士祯将此设想转告了中共中央。
  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副主席接到朝鲜党中央的设想后,于1月11日起草了中共中央给金日成的电报:“同意你们即派三个人来中国准备接受朝鲜部队”,“同意朝鲜部队在中国改编并于四月间更换夏衣后开回朝鲜”(31),并指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与其接洽。同日,刘少奇还起草并发出了中央军委给林彪等人的电报:“四野所有朝鲜部队和朝鲜干部同意派回朝鲜工作”(32)。
  朝鲜劳动党中央经过研究,确定派遣朝鲜人民军作战局局长金光侠等3人到中国。金日成于1月15日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写信:“关于您让我们去迎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部队回国的电示,我已收到了。我谨代表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特向您致敬,并特感谢您始终一贯的对朝鲜人民解放革命的关心和帮助。”
  1月20日至21日,聂荣臻与金光侠会谈。金光侠提出,除1949年7月已经从中国回到朝鲜的两个师以外,朝鲜人民军目前部队都是用苏联武器装备的,没有剩余的武器。希望中国方面能够对回国的部队进行装备。会谈后,金光侠又专门致函聂荣臻,提出部队整编和装备的具体方案,要求将返回朝鲜的部队整编为:1个步兵师,下辖4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1个通信大队、1个工兵大队、1个反坦克大队、1个教导大队、1个卫生大队、1个自动炮大队和1个侦察中队、1个运输中队,并按照这一编制配齐全部装备。部队初编集中后,3月25日开始返回朝鲜,希望中国为部队整训提供驻地并保障供给(33)。
  聂荣臻向朱德、刘少奇汇报了会谈情况,建议:关于朝鲜方面要求为回国部队提供装备,“我认为原则上是可以的。具体武器的数目,可根据四野的情况酌办”(34)。朱德、刘少奇同意聂荣臻的意见。刘少奇批示:将朝鲜方面所要武器数目报告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批准。“部队编制大致可照他们意见施行,由林(彪)邓(子恢)酌办。部队回去时,须换好夏衣”(35)。
  1月22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汇报聂荣臻与金光侠会谈情况,以及朝鲜方面要求提供的武器数目,请毛泽东“复示”(36)。毛泽东于25日在刘少奇的电报稿上批示:“同意。照办”(37)。刘少奇1月28日电示林彪:顷得毛主席指示,同意朝鲜回国部队带回所列各项武器。望尽可能办理(38)。
  1月29日,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等人向第4野战军所属各兵团、各军区、各军、特种兵司令部和野战后勤部正式下达命令:第4野战军暨中南军区所属朝鲜人部队以及所有朝鲜人官兵“决定集中,编成一个师,开赴东北整训生产”。命令规定了部队编组计划:以第13兵团部、第49军的朝鲜人分队和人员,在桂林集中编组1个团;以第43、第44、第40、第41军朝鲜人分队和人员,在广州集中编组1个团;以第47军和湖南军区所属军分区朝鲜人分队和人员,在长沙集中编成1个团;以江西军区朝鲜人分队和人员,在南昌集中编成2个团;以第38、第39、第42军朝鲜人分队和人员,在信阳集中编成1个小团;以特种兵司令部所属部队中的朝鲜人分队和人员,编成1个炮兵团。各部在2月20日前完成第一步集中编组,然后进行第二步整编。凡班以上建制的分队,无论步兵或炮兵,均保持原建制、原装备。一切武器装备、运输工具、马匹原封不动。按编制不足的装备,尽量补齐;干部个人配备的枪支、马匹,准予随身携带。所有的朝鲜人官兵,“不管在我军担任任何工作,除特殊情况经报告批准后,均不得留下”(39)。
  2月2日,第4野战军请示中央军委,建议将新编组的朝鲜人师临时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15师的番号。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建议。
  根据第4野战军的命令,朝鲜人分队和官兵很快在各地完成集中编组。各军和省军区严格执行野战军首长的指示,不但按照规定让离队的朝鲜人官兵携带全部装备并更换了夏衣,而且增发了日用物品、纪念品,还专门为部分官兵调换了装备和马匹。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朝鲜人官兵已经和所在部队的战友结下了生死情谊。骤然分手,依依不舍之情在第4野战军部队弥漫。朝鲜人官兵较集中的第156师于2月8日召开宣读命令大会,各单位会后组织会餐。尽管部队还在执行任务,条件有限,但想方设法搞来了鸡、鱼、肉,有的单位还买到朝鲜战友爱吃的狗肉、冷面。大家互赠礼品,签字留念,相互拥抱。师里宣传队的女战士还专门绣制了一面缎料红旗,赠给朝鲜战友(40)。
  3月中旬,在各地完成初步集中编组的朝鲜人官兵陆续到达郑州地区,进一步整训。共集中人员22191人。其中:以原第156师部队为基础,编为1个师,全宇任师长,下辖3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1个工兵大队、1个通讯中队,1个侦察中队、1个反坦克大队、1个运输大队。另编1个补充团。全师合计编有15800人。编余干部:排以上干部497人,编为1个干部大队;班级干部409人,编为1个教导队;其他人员3204人,编为1个后方工作队。
  整编后的部队政治和军事素质很高,官兵中有11811名正式党员,3587名候补党员,占部队总人数的69%以上。有师职干部1人,团职干部13人,营职干部93人,连职干部88人,排职干部1857人。官兵中的战斗功臣达14342人。(41)
  3月中旬,第4野战军在郑州隆重举行独立第15师成立大会。第4野战军副政治委员邓子恢在会上讲话,高度评价朝鲜人官兵在中国解放战争中所建立的功勋:“你们在3年半的解放战争中,是艰苦奋斗、英勇作战的模范,是拥政爱民的模范,是遵守三大和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42)”部队整训期间,第4野战军首长林彪、罗荣桓、邓子恢、谭政向全体官兵发出了慰问信,向第15师部队赠送了锦旗,并向每位官兵发放了纪念册和纪念章。政治部副主任陶铸专程到部队慰问,郑州地区政府和各界群众也组织进行了热情的慰问活动。
  1950年4月8日起,独立第15师等部队和官兵从河南郑州分批乘火车开赴朝鲜。
  独立第15师到达朝鲜,部队进行了分编。师主力编为朝鲜人民军第7师,后改称第12师。一个团整编为第18团,编入人民军第4师。另有部分分队编入人民军组建中的械化步兵团。(43)
  此后,还有部分朝鲜人分队和人员陆续返回朝鲜,加入朝鲜人民军。
  6月10日,根据军委的命令,军委铁道兵团所属各师中的朝鲜人分队和官兵3200余人在石家庄集中,暂编为独立团,进行整训。6月22日启程前往朝鲜。(44)
  8月1日,东北军区部队中的3100余名朝鲜人官兵,由金光一等人率领回到朝鲜。朝鲜人民军以这些官兵和其他从中国零散回国的官兵为骨干,编组第10师。


  三


  从1949年7月到1950年8月,根据中朝两党达成的协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服役的朝鲜人部队和其他官兵,共有近5万人返回朝鲜,加入朝鲜人民军。朝鲜人民军的众多高级指挥员,具有在中国东北进行游击战争和在中国解放战争与国民党军作战的经历。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些经历过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解放战争考验的指挥员与部队,在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洛东江战役中,担负正面突击任务的第12师,以原第4野战军第156师部队为主编成。在金光侠的指挥下,冒着美军的空中轰炸,翻山越岭,突破了南朝鲜军第8师和首都师的阻击,以正面突击结合侧后迂回,攻占安东。随即率先强渡洛东江,突破美军部队的阻击,沿庆州走廊南下,占领浦项,一度在美军苦心经营的“釜山防御圈”阵地撕开缺口。第12师被授予“安东师”的称号。
  也是在洛东江战役中,另一支由从中国返回的朝鲜人部队建立了殊荣。在方虎山的指挥下,由第4野战军第166师部队改编的朝鲜人民军第6师担负了战略迂回任务,于7月中旬渡过锦江,沿朝鲜半岛西海岸以每天30公里~35公里的速度南下,横扫朝鲜半岛西南部地区。当美军意识到危险的时候,第6师已经突然出现在美军战线侧后的顺天。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大惊失色,急调美军第24师部队在锦州地区布防,堵截人民军第6师。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的作战中,第6师以极其灵活的战术和勇猛顽强的突击,首战河东,伏击并全歼美军1个营;再战晋州,击溃美军和南朝鲜军守军,夺取城市。随后兵锋直指马山,震撼了美军在朝鲜战场的整个部署。
  马山是釜山的门户。如果马山不保,美军在朝鲜半岛最后一块滩头阵地——釜山将岌岌可危。沃克被迫将集团军惟一一支预备队美第27步兵团调至马山正面布防,以稳住阵脚,然后以第25步兵师主力和刚刚到达朝鲜的第5步兵团级战斗队及数个坦克营编成特遣部队,发起反击。马山的危机也震撼了“联合国军”总部,麦克阿瑟被迫同意将原定用于在人民军侧后登陆作战的海军陆战队暂编第1旅投入马山前线,屏护釜山。
  人民军第6师在晋州—马山地区的作战行动,被美国陆军战史称作朝鲜人民军部队南下作战中“计划最完美、实施最坚决”的作战行动。尽管由于优势美军的反击以及后续部队增援不力、部队供给困难等原因,第6师没能最终达成攻占釜山的作战目的,但它一度使“把美军从朝鲜半岛驱逐出去的胜利成为了可能。美军被迫以牺牲中部战线为代价来加强西南战线,重新在洛东江后面的一个狭小地域内部署‘联合国军’部队。这直接导致了釜山防御圈阵地的形成”(45)。
  正是由于朝鲜人民军中这些从中国返回的部队作战英勇,在战局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这些部队高度重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第四号作战报告》中(46),设有专门一节叙述“外国对北朝鲜的援助”,写道:虽然没有发现有中共军直接或公开参加朝鲜战争的证据,但中共把“大批原籍朝鲜的久经战斗的军队”送到了北朝鲜,“提供了实质性的军事援助”。大约有14万北朝鲜军人曾经在中共军队受过训练或打过仗,具有实战经验。1948年秋中共军队占领满洲(即中国东北地区)后,朝鲜人部队开始返回北朝鲜。到朝鲜战争爆发时,共有4万~6万在中共军的朝鲜人部队加入了朝鲜人民军(47)。
  1950年9月18日,这份《作战报告》被正式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主席、英国代表杰伯不顾苏联代表的强烈反对,主持以表决的形式通过将宣读此报告临时列入会议议程。苏联代表马立克随即发表长篇发言,对报告内容予以严厉驳斥,阐明苏联政府立场。(48)
  9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阐明中国政府立场:“现在中国胜利了,这些居留中国境内的朝鲜人民,回去保卫自己的祖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这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和神圣责任,任何国家都找不到借口可以妄加干涉。而中国人民对于他们参加保卫祖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英勇斗争,只有同情,只有拥护。(49)”
  9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支持朝鲜人民的爱国主义”的社论,称:“居留中国的朝鲜人民之回到祖国,参加保卫祖国的斗争,就是表明整个朝鲜人民爱国主义的高涨,就是表明整个朝鲜人民决心反抗美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美国自己派兵侵略朝鲜,却指责中国允许居留中国的朝鲜人回国参加保卫祖国的斗争,这是在制造一种“我反对你有理,你反对我有罪”;“我帮助卖国残民的反动派有理,你帮助保卫祖国的人民有罪”的奇怪政治逻辑。(50)
  综合上文,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是中朝两党和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长期斗争中共同奋斗、亲密合作关系的结晶。朝鲜战争爆发前夕,这些部队返回朝鲜,编入朝鲜人民军,是当时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冷战对峙局面形成特殊背景下的产物,同时也是中朝两党两军在中国革命战争期间所形成的特殊关系的延续。中国党和政府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和做法,在当时讲理直气壮,今天看来依旧是无可指摘的。
  注释:
  ①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23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美军官方战史中,称这些部队和人员为“中共军队中的朝鲜老兵”,见RoyEAppleman: South to the Naktong, North to the Yalu(罗伊阿普尔曼:《南至洛东江,北到鸭绿江》),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United States Army, Washington D. C, 1992, P. 247。
  ②载《人民日报》,1950年9月23日。
  ③中国官方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史,首次正式记述了1949年7月到1950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由朝鲜人组成的部队返回朝鲜加入朝鲜人民军的情况,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23页。
  ④《朝鲜族简史》编写组编:《朝鲜族简史》,25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⑤金雨雁等:《广州起义中的朝鲜同志》,载《羊城晚报》,1982年12月8日。
  ⑥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广州起义》,409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
  ⑦杨昭全等编:《关内地区朝鲜人反+独立运动资料汇编》(上册),144页,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7。
  ⑧载《解放日报》,1942年9月20日。
  ⑨载《解放日报》,1942年7月31日。
  ⑩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六册,844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
  (11)赵南起、文正一:《英雄的民族,壮丽的史诗》,载辽沈战役纪念馆管理委员会编:《辽沈决战》(续集),3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12)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245页。
  (13)辽沈战役纪念馆管理委员会编:《辽沈决战》(续集),386页。
  (14)1946年1月,朝鲜义勇军第1支队在通化与东边道先遣支队合编为南满第1支队,辖3个营。随后以抗联英雄朝鲜革命者李红光的名字,命名为李红光支队,司令员金雄,政治委员方虎山。
  (15)这3个师并非全部由朝鲜人官兵组成,而是以朝鲜人官兵为主体组建的部队。其中独立第4师基本为朝鲜人官兵。
  (16)姚作起主编:《硝烟万里——解放战争时期的朝鲜族人民》,74页,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
  (17)《朝鲜族简史》编写组编:《朝鲜族简史》,182页、185页。
  (18)崔厚泽:《英明的政策,辉煌的历程》,396页,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7。
  (19)载《人民日报》,1950年9月25日。
  (20)参见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辽沈决战》(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1)柴成文:《板门店谈判》,40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22)参见苏联政府致苏联驻朝鲜大使史蒂科夫电,1949年4月17日。
  (23)参见华西列夫斯基、什捷缅科关于朝鲜三八线形势向斯大林呈送的报告,1949年4月20日。
  (24)毛泽东与金一的会谈情况,见科瓦廖夫致菲利波夫(斯大林)电,1949年5月18日;史蒂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5月15日。
  (25)朝鲜人民军对局势的判断和对策,参见史蒂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7月13日。
  (26)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1949年10月,13页。
  (27)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76页。
  (28)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77页。
  (29)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等致军委电,1949年12月18日。
  (30)参见史蒂科夫关于朝鲜接收解放军中朝鲜人部队回国致莫斯科电,1950年1月11日。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319~32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319页。
  (33)金光侠致聂荣臻函,1950年1月22日。
  (34)聂荣臻致朱德、刘少奇的报告,1950年1月21日。
  (35)刘少奇在聂荣臻报告上的批示,1950年1月22日。
  (36)《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320页。
  (37)《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321页。
  (38)《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320页。
  (39)参见林彪等给各兵团、各军区、各军、特司、野后的命令,1949年12月18日。
  (40)姚作起主编:《硝烟万里——解放战争中的朝鲜族人民》,364页,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
  (41)邓子恢、谭政、赵尔陆、陶铸给军委、总政治部并林彪的报告,1950年5月11日。
  (42)转引自崔厚泽:《光明的政策,辉煌的历程》,397页。
  (43)参见金东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回朝鲜问题新探》,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
  (44)铁道兵善后工作领导小组编:《铁道兵简史》,309页。
  (45)RoyEAppleman: South to the Naktong, North to the Yalu(罗伊阿普尔曼:《南至洛东江,北到鸭绿江》),P247。
  (46)《联合国军作战报告》,是“联合国军”总司令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确定组成“联合国军”,要求“联合国军”总司令定期向安理会提交关于朝鲜战局进展的报告。美国政府对报告的完成程序作出规定:“联合国军”总司令负责起草报告,完成后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审查通过,然后由国务院送交联合国安理会。因此,这一报告名为《联合国军作战报告》,实际上则为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官方文件。自“联合国军”入侵朝鲜后,美国政府每半个月提交一份《作战报告》。《第四号作战报告》,叙述1950年8月16日至31日朝鲜战场的作战情况。
  (47)《联合国军作战报告第4号》,1950年9月18日提交联合国安理会。
  (48)联合国安理会辩论的过程,参见《人民日报》,1950年9月20日。
  (49)载《人民日报》,1950年9月23日。
  (50)载《人民日报》,1950年9月25日。

  作者简介:曲爱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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