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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毛泽东刘少奇和林彪文革斗争的伏笔
2017-05-24 13:01:45 来源: 作者: 【 】 浏览:144次 评论:0
 
导读:本文摘自《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家,在领导中国革#和建设的过程中曾长期合作亲密共事。然而,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中,刘少奇却被错误地打倒并惨遭荼毒,这其中有何历史因缘?我..

本文摘自《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作者:叶匡政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家,在领导中国革#和建设的过程中曾长期合作亲密共事。然而,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中,刘少奇却被错误地打倒并惨遭荼毒,这其中有何历史因缘?我们从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在题为《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件中,指斥中央有一个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革打下去,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意指该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到会者约7000人又称七千人大会)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以及江青在1964初期所称: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1964才出了这口气。人们或许能从中寻出刘少奇被错误打倒的缘由之一。

那么,在七千人大会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

毛泽东说形势一天天向上了,要继续跃进

在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中,国民经济陷入了非常的困境。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克服困难。

当时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过去几年,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错误的看法,以及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估计上。由于多年搞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影响,一部分干部和党员认为,当前把困难看得过重了,他们在等待形势好转后继续大干,再重新跃进;一部分干部虽然认为需要调整,但惧怕因此而犯否定三面红旗(即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错误,因而犹豫不决;还有一部分干部则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产生怨气。

毛泽东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

大跃进中的错误是严重的,毛泽东对此也有较充分的认识。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曾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我现在受处罚,土地瘦了,牲畜瘦了,人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但他仍认为,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所以发生错误,主要原因是缺少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现在把这些缺点错误总结出来,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实际的正确的具体政策,我们的工作一天天就会走上轨道。1961年9月在庐山开会时,毛泽东在周恩来发言中也曾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与*等谈话时又说,去年(1960)、前年(1959)心情不那么愉快,今年(1961)很高兴,因为具体政策都见效了。

对此,刘少奇又是怎样看的呢?

由于刘少奇深入湖南农村进行了44天的调查研究,更多地了解到真实情况,因此对1958年以来的错误另有一番认识。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在分析经济困难时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刘少奇在肯定这些缺点错误并不牵涉到三面红旗本身后又说: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即便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时任总书记的*则以他特有的简捷方式明确说,恐怕我们工作上的毛病(包括若干政策)是主要的。

看得出在重大挫折面前,不仅一般干部中有着各种思想认识,中央最高领导层内部也存在不同观点,而类似种种必然要在会议上表现出来。

刘少奇主持起草报告,强调缺点讲透

中共中央希望通过召开工作会议,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思想。由于毛泽东的明确态度,会议报告对经验的总结,就只能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宣布由陈伯达牵头,胡绳和吴冷西等参加,担负具体的报告起草工作。第二天,*来到钓鱼台8号楼召集起草报告的会议。他提出报告分为四部分(后改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形势和任务,现在农村情况开始好转,工业生产下降已基本控制,因此应该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贯彻八字方针,争取三年调整好;第二部分是关键,主要讲加强中央的集中领导,克服分散主义,这也是会议的主题;第三部分讲改进党风,贯彻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第四部分讲基本经验教训。

刘少奇审看报告的初稿后,22日专门到钓鱼台找陈伯达、吴冷西等谈话,提出修改意见。刘少奇开门见山地说,报告的起草,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他特别强调,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接受教训;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错误,要求各地、各部门也改正错误,不能自行其是;报告对集中统一还强调不够,没有把分散主义的种种弊端写得触目惊心;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

刘少奇还说,对形势的估计不能助长过分乐观的思想,要保留一点,因为目前情况还没有完全摸透,尤其是工业、财贸;15年超英的口号是否仍提,要好好考虑这一点,他讲得很慢,字斟句酌。谈话结束前,刘少奇又嘱咐了一句:大家不要怕这怕那,要放开手脚写,要敢讲老实话,讲过了头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还要讨论,错了政治局负责。

此后,刘少奇又多次参加报告的修改、讨论,他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点报告中要讲清楚,使干部群众有信心,只要我们能改正错误,就必定能够克服困难。

经过反复修改,1962年1月初报告写出了第一稿,共三个部分:(一)目前的形势;(二)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三)党的问题。报告在肯定三面红旗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前提下,指出这几年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而决不是相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缺点错误主要有四条: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第二,人民公社的工作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严重滋长;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引起城镇人口过量增加,造成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的状况。

为了鼓舞人心,报告还提出了1963年到1972年国民经济发展的设想目标。

按照刘少奇缺点讲透的精神,报告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大跃进几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但也基本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

1962年1月7日,刘少奇将报告第一稿呈送毛泽东,准备在毛泽东审阅同意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向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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