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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革命家不搞特殊的故事
2017-05-23 14:56:11 来源: 作者: 【 】 浏览:188次 评论:0
 
导读:1f22老一辈革命家不搞特殊的故事刘少奇: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1959年冬,刘少奇在海南岛休假时,当地干部在他生日那天送来一个带有“寿”字的大蛋糕。他知道后,生气地对秘书说:“谁叫你们搞的?赶快拿走!”然后问王光美,知道不知道,为何不制止?王光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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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革命家不搞特殊的故事

刘少奇: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

1959年冬,刘少奇在海南岛休假时,当地干部在他生日那天送来一个带有“寿”字的大蛋糕。他知道后,生气地对秘书说:“谁叫你们搞的?赶快拿走!”然后问王光美,知道不知道,为何不制止?王光美说,事先她也不知道。少奇严肃地说:“党中央早就有决定,政治局的同志不过生日,我举手同意了的,就要坚决执行,决不能带头破坏中央决定。”

1960年,刘少奇率领代表团到苏联参加81个国家共产党会议,作为代表团团长,当时按规定发给他5000卢布的零用钱。可是,他没有为个人使用一个卢布。回国前,将这笔钱全部交给了我国驻苏联大使馆。

1964年7月,他到济南搞调研,有一天中午,招待处的同志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他对当地负责人说:“你们搞这一桌饭,够农民吃几天了,快退回去吧!以后不管哪一级来人,有便饭就行了。”在他的坚持下,服务员把酒席撤了下去。

刘少奇对某些人搞特权的行为十分愤怒,他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到:“我参观了一些工厂,那里的厂长、总工程师、党委书记住的是一幢幢的公馆,而其他干部和工人宿舍则是另外一幢房子。甚至厂长、处长、科长的办公室、宿舍里,几个台子、几个沙发、几个凳子都有等级……等级制度是一种封建制度,而我们抄袭了封建制度。我看应该废除。那些生活待遇上要求很高的人我看是很危险的。”

有一次,刘少奇视察某军事设施,当地的同志请他顺路去参观了一座别墅。那座别墅坐落在一处绿树葱郁的山谷里,环境十分幽静,建筑更是豪华,地板也是楠木的。刘少奇看后心情沉痛地说:“这样搞,要亡党亡国的啊!”

当选为国家主席后,刘少奇的一些亲戚和本家来到北京,试图找他帮忙,解决工作与待遇问题。为了彻底杜绝这种现象,1959年国庆节那天,刘少奇召开了家庭会议,语重心长地教导亲戚和子女们:“国家主席是人民的勤务员。我是国家主席,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啊!我的权力不能乱用,不能拿它为个人谋私利。”刘少奇的教诲使亲戚和孩子们心悦诚服,他们当即表示理解和拥护。

周恩来:治家无私正直

在周恩来20多年的总理生涯中,他不能容忍亲属搞特殊化,同时也要求领导干部要过“亲属关”。

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家乡的亲属纷纷致信祝贺,有的还来京叙旧。不少人示意要进京做事,有的甚至求要在新政府里谋得一官半职。

战争年代,这些亲朋有的帮助过革命,也有因与周恩来的关系受到牵连,吃尽苦头。为了妥善处理好这些亲属关系,周恩来把他们召集来开了一个会,他耐心地解释道:“旧社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在是新社会了,不能搞旧社会的裙带关系,我是人民的总理,共产党的高官,是干革命的,不能有私心,更不能徇私情。如果我介绍亲朋好友到各部门任职,就可能上行下效,造成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形成一股不好的风气,危害极大。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啊!”

在周家逐渐形成了“十条家规”:

一是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来看望;二是来者一律住招待所;三是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有工作的自己买饭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是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不能用招待券;五是不准请客送礼;六是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是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八是生活上要艰苦朴素;九是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是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1963年5月,他在一次报告中提到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其中专门提到要过“亲属关”。他引用秦始皇溺爱秦二世,结果秦朝亡于秦二世的教训,要求大家以史为鉴,“我们决不能让自己的子女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事业前进。”

对于过“亲属关”,周恩来认为,“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周恩来还提出了自己教育亲属的方法,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

陈云:决不能把功劳记在自己一个人的账上

陈云生前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融入到了党的事业之中。他从不喜欢抛头露面,对各种公开活动、场面活动,只要可以不参加,他都不参加不出席。有关宣传他的材料,只要报到他那里几乎都被拿了下来。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时,陈云曾经讲过:“假设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可不可以把次序倒转一下,第一是个人,第二是党,第三是老百姓?我看这次序不能颠倒啊。”1982年在编辑陈云文稿时,他特别嘱咐,在后记中一定要写明,他在主持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期间,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在经过调查研究,经过集体讨论并报请党中央批准的,决不能把功劳记在自己一个人的账上。

“不收礼、不吃请”是陈云立下的一条规矩,身边工作人员更不得违反。“不迎不送,不请不到”,这是陈云在去外地视察和休养时,对地方领导提出的要求,意在不打扰他们,让他们集中精力抓工作。“不居功,不自恃”,这是陈云处人处事的准则。

建国后,他坚决要求在待遇和宣传上不能把自己和毛刘周朱并列。苏联政府赠送给五大书记每人一辆骄车,他坚持要把给自己的那辆车退回。实行工资制时,有关部门给五大书记定为一级,他把自己改为二级。党的八大之后,丛书《红旗飘飘》要给每个政治局常委都登一个小传,他始终不同意登自己的小传。但是,当遇到关系党和人民利益的事情时,他却从不退缩,挺身而出。而遭受到打击时,他又能遇变不惊,泰然处之。

90岁的陈云去世后,留下的遗物是:3卷《陈云文选》、少量存款、上百盘评弹磁带和对子女的教诲。陈云有5个子女,均受过高等教育。他对子女的教育,一行无言之教,二抓问题,并且抓出结果。陈云对子女的教育有两个原则:一是读好书;二是做好人。陈云告诉孩子们说:“你们若是在外面表现不好,那就是我的问题。”有一次,他的小儿子陈方为买脚蹼,从生活秘书石长利手中要钱超出预算。陈云知道了这事,叫来陈方,父子的对话开始了:“你从哪儿拿的钱?”“石头(石长利)那儿。”“石头哪来的钱?”“你的工资。”“我的工资谁给的?”“人民给的。”“人民给我的工资,你为什么用呢?”“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爸爸。”……简短的对话后,陈云郑重地说:“记住,节约一分钱也是节约人民的钱,我今后看你的行动。”

彭德怀:“在级别待遇面前,干部子弟要带个好头”

1930年夏,彭德怀带领红五军转战鄂东南,由于战事频繁,加上生活艰苦,他的身体日渐消瘦起来。

警卫员看到这种情形很是焦急。有一天,他暗地里让炊事员下了一碗汤面端到了彭德怀面前,看到面汤里还有几片猪肝,彭德怀问:“哪里来的?”“我看到你连日熬夜操劳,怕身体拖垮了,特地请炊事员做的。”警卫员回答

彭德怀听后,非常严肃地说:“谁给你这个权力?我一再强调,红军官兵平等,当官的不能搞特殊!”

警卫员还想再解释,彭德怀猛地站起命令道:“不要说了!你快给我送回去!”这时炊事员连忙过来打圆场:“军长,面已做熟了,不吃也是浪费,还是吃了吧!下不为例就是了!”

“不能就是绝对不能!这个先例决不能开!!否则就不能说服人。我彭德怀闹革命不是为个人吃好的,如果只为享福,我就呆在国民党里,享受好吃好喝的了!”说完,他一拳砸在桌子上,震得茶缸子掉在了地上。

炊事员看到军长怒气冲天,顿时不敢吱声了。过了一会儿,彭德怀才缓缓地说:“同志哥,你将这碗猪肝面送给重伤员吃吧。”转头又批评警卫员:“以后约法三章,谁也不准违反。”

1955年,身为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到某军事院校视察工作,他的侄子彭启超恰好也在此学习。汇报会上,彭德怀知道该学院要给侄子授予上尉军衔时,板着脸对院长说:“启超的军衔请你们再考虑一下,我的意见是授予他中尉军衔比较合适。”

院长连忙解释说:“这是通过群众评议后党委审批b84的,他1945年参加革命,没有特殊照顾。”

彭德怀说:“根据他的表现和德才情况,我看还是定中尉吧。”

后来,学院采纳了他的意见。为此,侄子老大的不高兴。彭德怀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说:“在级别待遇面前,干部子弟要带个好头。”

1956年秋天,彭德怀到一个著名的风景区开会。当他得知一些漂亮的小洋楼是专给高级干部准备的,而且多数一年到头都空闲着时,他半夜起来,围着那些长年空着的小楼,不停地转着看了很久,越看脸色越沉重。

离开景区时,他语重心长地对负责人讲:“有些人硬要把我们往帝王将相的位置上推,还怕人家不知道,在这儿修了当今帝王将相的庵堂庙宇咧!你们也许是真心实意地尊重我们,但我也要真心实意地告诉你们,我们不是帝王将相!你们这样搞,人们看到这些长期关闭的房子,会怎么想?不骂娘才怪呢!”

陈毅:“这个条子我不能写”

1950年春,陈毅的妹妹陈重坤随同父母亲从四川来到上海。到上海后,重坤天真地想,二哥是大上海的市长,我可以靠他享享福了。谁知,住了一段时间后,陈毅对她说:“新社会要自食其力,不能当寄生虫。”不久,重坤又提出让二哥写张条子,让她上大学。陈毅说:“这个条子我不能写,我是共产党的上海市长。你有本事自己去考,考不取就回四川。”后来,她参加考试,考取了上海卫生人员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在上海市卫生防疫站工作。

两年后,重坤还是想上学。正巧,上海办起了速成中学。于是,重坤又要求二哥介绍她去学习。陈毅语重心长地说:“那些能上速成中学的都是解放区的有功之臣,你怎么能和他们比呢?”

1954年,重坤在南京结婚了,夫妇俩住在一间平房里。后来又有了孩子,再加上婆婆公公等,一家六口人住一间20平米的房子里。1964年,重坤写信要求哥哥跟有关方面打个招呼,调整一下住房。陈毅接到信后,叫秘书把信转到了信访部门,自己并没有过问这件事。后来,陈毅去南京出差,专门把重坤夫妇叫去批评说:“你们有困难应向组织反映。”“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现在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应该为国家分担困难,不能增加困难。”就这样,重坤一家在这间平房里一直住到1969年调离南京。

1958年,陈毅的父母从中南海回四川成都安家,临行前他特地嘱咐送行的负责同志,千万不要惊动当地领导。后来,工作人员帮两位老人在成都兴隆巷租了两间平房住了下来,成都部队和成都市委的领导没有一个人知道陈毅的父母就住在成都。直到1959年周总理路过成都,向当时的成都部队司令员贺炳炎问起陈毅父母的情况时,他们才知道这件事。

老一辈革命家,在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都时刻提醒自己并教育亲人: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应该为人民谋幸福,权力是人民给的,应用来替人民办实事,不能用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才深深地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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